主题: 族谱编修的目的

  族谱编修的目的

        所谓的目的，即是在做这件事上想要达到的效果，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做这件事又是为了什么？我们中华民族，历来具有崇拜祖宗的观念，故对撰修家谱，承秉“万姓一统”、“万姓归宗”的理念，而给编修族谱以“记录中国历史的私家档案”的定位。但对这一定位，由于时代之不同，故其编修目的也略有变异，比如在修谱开始之时，只表明昭穆；在魏晋极盛时，则供选官，别婚姻；在宋朝转型时期，又向教化功能发展；以至到明清时期，则向家族资料库发展。不管怎样发展变化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都始终围绕“追根溯源，认祖归宗；辨析亲疏，杜绝混冒；收宗睦族，凝聚人心；弘扬祖德，启迪后人”这样四大目的。在表明为什么编修族谱时，有的称目的，有的称宗旨。如孔氏在修谱时讲，希达“详世系、联疏亲、厚伦谊，严冒紊，序昭穆，备遗忘”之目的。而方氏在修《中华方氏全族统谱》时，提出“尊宗睦族，弘扬祖德；搶救史料，振兴家族；追本溯源，理顺脉絡；纠错补漏，完善统谱；启迪后昆，耀国荣族”四十字的修谱宗旨。无论是目的或是宗旨，最终收到“敬祖宗，睦宗族，抢史迹，撮精英，彰先贤，砺后人；使族人守法敬业，崇尚道德，争做新人，为国效命，为梓里贡献绵力”的效果。现将四大主要目的，分述如下：

 

        1、追根溯源，认祖归宗。国人修史，首列建置沿革，以彰山川之峻秀，人文之荟萃，物阜而民丰，足显太平之盛世；而氏族之修谱，成例是首在追根溯源，不忘本来。然则，木本水源之思，是华夏民族的天然本性，所谓“人之有祖，犹木之有本，水之有源。根深则叶茂，源深则流长，祖盛则子孙蕃”，华夏之民本于根性，而追根溯源，考察本姓氏之来源，以及始祖为谁？故各个姓氏，无论是古还是今，编修族谱，都有“叙本系、述始封”的传统，目的在于弄清本氏族的由来和始祖是谁,于以正本清源，认祖归宗。所以家谱中的姓氏源流，成为家族血统的证明文献，堂号是一个姓氏的特殊标识，它显示姓氏发源的地缘关系，它具有联系姓氏与宗族关系的意义，也是后代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之一。当然，修谱要受时代影响，旧社会特別是封建社会，人们在修谱时，受“天人合一”的封建思想和等级制观念的影响,难免不有攀附之嫌，举如郭崇韬拜汾阳王，为人所讥诮（见《汾阳传》）；杨广之后耻言先世，为人所不耻。因此,封建时代溯源追根就成为撰修家谱首要目的。太原市小店区戴家堡村清乾隆年间“侯氏家谱原序”称:“尝闻物本乎天,人本乎祖。祖也者,固人生之本,始知所自出，而亦世系之流传所共演者也。我侯氏始祖……”。始祖是发源和繁衍的根本，世民焉有不述，述则焉又不慎。

        追根溯源，务求实事求是，决不攀附，如此才堪称良谱。明人方孝儒言道：“有征而不书，则为弃其祖；无征而书之，则为诬其祖”。对此，古人已相当重视溯源务求真实，今以广东地区明代著名学者陈白沙先生为例，在他的文集中，收录了他为本地一些大族编撰的三篇谱序，就可以说明其事。　　 

        第一篇《汤氏族谱序》言道：“汤氏，邑之著姓也。自言先汴人，随宋南渡，居岭南南雄。世远失传，今以始自南雄迁古冈曰统者为一世祖。统以上无考。谱亡于元季之乱，续之者唐府伴读八世孙有容也，退庵邓先生序之，予惟世家之谱可观，不援不附，如汤氏，亦良谱也。内则贤妇女，外则贤丈夫，相与修缉维持，既亡而复存。汤之子孙念之，亦允蹈之。”  

        第二篇《绿围伍氏族谱序》中讲：“伍氏系出汴梁，先世有仕宋为岭南第十三将，卒於官，遗其二子，新会遂有绿围之伍，曰朝佐，曰朝恺，今为绿围始迁之祖。而氓又始迁之祖师自出所谓第十三将者是也，氓以上世次莫详，今断自可知以氓为第一世。自氓而下，或隐或仕，垂三、四百年”。

        陈白沙为之作序的这两个家族，都是明代新会县的大族，但当时他们编撰族谱时，所能记述下来的世系，都只能追溯到宋代的入粤祖，汤氏声称他们原来有谱，但亡于元季之乱，伍氏则未提及原来是否有谱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些大族在明代前期编撰族谱时，所能追溯的祖先，只是到宋代，再往前，往往就无法考查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陈白沙对那些人攀附家世的做法，则不以为然，他在《周氏族谱序》中表明了态度。在该序中这样写道：“公以弘治己酉始至白沙。未几，公复来；与言家世缨簪，以其族之谱请序以付梓，予以不敏弗许。数载之内，屡致书嘱邦伯东山刘先生、按察使陶公交致其恳。既而，公复以书来曰：‘吾周氏自昭信以上居洛阳，世次无考。今谱断自可知，以昭信府君为第一世祖，其不可知者阙之，不敢妄有攀附，以诬先代而诳後人。先生幸为某序之，将无负於先生之言’。某於是不敢复以不敏辞，於我少参公而嘉周氏之谱不务穷於远，为信谱也”。 

         陈白沙认为，良谱决不攀附，如果有人在家谱中追溯到很久远的世系，他是绝不相信的，只有不援不附的，才是“良谱”。他痛诋当时攀援附会的风气，认为“务远之详孰信，好大之同自诬”，他说：“家之谱，国之史也。本始必正，远近必明，同异必审，卑而不援高，微而不附彰，不以贵易亲，不以文覆愆，良谱也……修谱者不知世之重也，援焉以为重，无实而借之词，吾不欲观也”。所以，当《周氏族谱》请他作序时，开始他并不答应，后来申明了“早期世次无考，其不可知者阙之，不敢妄有攀附”，他才应允承撰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2、辨析亲疏，杜绝混冒。旧时人们，把族谱视为传家宝，有者受到尊重，无者会受鄙视，大凡望族和文墨之家，都有族谱。究其所以，一是旧时，朝代不断更迭，战乱仍频，水火虫灾累累发生，流亡迁徙，十分频繁，而且范围广，路程长，故尔族谱，就成为维系宗族唯一手段；二是族谱成为仕进阶梯，人们为了博取功名，参与科考，并希受恩宠，欲获一官半职者必须有谱，没有族谱就进不了考场，没有族谱也无以对答帝问；三是有的人为谋占风水，以伪谱招摇；四是有以螟蛉，冒充嫡庶，谋占田产；五是被迫迁到异地，为避受欺凌，妄攀门第。如果有了族谱，前述现象就能制止与克服。比如《中华喻氏通谱》（巴蜀书社2010年出版）就记载了，利用族谱打赢谋占风水的官司。这场官司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，全部反映在明万历“汉阳知府喻三玄的印帖”里，现将该帖附后：

 

         例文、知府喻三玄印帖

         湖广汉阳府为给帖付照，以妥先灵、以杜后患事。准本府知府喻三玄关称：原籍江西，始祖必胜公于元朝元统二年甲戌（1334年）安葬丰城县梧冈村南神桥，地名紫竹山，迄今二百余年。缙绅裔胤由此兆芳，科第世家，自兹发迹。至大明宣德二年（1427年），族伯太子少保刑部尚书曾祖喻宗祥葬之坟内，司寇伯具奏回籍祭扫，蒙抚巡道悉以宦途情诣垂念先人。辄动官帑，议建石牌坊于墓前，以垂不朽。府县印给付喻观泉、喻玉琛亲枝看管，又经六十余年。近因观泉一门伶仃、玉琛之孙仲廷因而孤弱，窥伺风水者乃敢乘机起衅，妄绍亲枝者即以同姓造端。忽旧岁六月，被同姓南溪喻文八、喻明一（府印一颗）等姓同而宗谱不系，欲认祖，而源本无干，假势偷丈坟前拜台神路，视为陆地，统众强伐坟禁树木。喻仲廷等状告军门陆，并守巡二道批府发县勘问。蒙本县汤父母亲临踏勘，审得文八、仲廷并非同派，且前坟地历宋元明三朝，毫无干涉。即以擅砍禁树，拟徙申招，府县卷存。诚恐豪谋未遂，日后仗持财势欺凌本宗，复起争端等情，关府准此，又该本府看得。人生本乎祖，自有宗派。水木本源，安敢妄认？但喻三玄世居宦途，附籍外属，祖宗一念，能无豫图？合行给贴以付喻仲廷等子孙收照，世守祖坟，以时祭祀。如喻文八等仍敢争扰，许执此帖质之郡邑大夫，重惩以罪不恕。杜绝后虞，庶绥先灵于地下，而祖余荫垂之百世不朽矣。须至帖者。

        右帖给付本宗喻（府印一颗）仲廷修祠掌谱，廷升、廷试、廷仕、廷梅等子孙永远收照（丰城县给印帖、并存未刻）。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七月二十日给府印一颗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3、收宗睦族，凝聚人心。我们常见谱书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宗族者，祖宗之枝叶也。薄视宗族即薄视祖宗，葛藟犹能庇其本根，況人乎哉！”范文正公云：“宗族于吾固有亲疏，自吾祖宗视之，均是子孙，固无亲疏也”，是故“血浓于水”。同宗之者，本属血统，无需分出亲疏，宜皆礼让相接，恩义相维。即间有事端，应委曲调停，务使平心退让。所谓虽小忿，而不废懿亲也。若以少侮长，以尊凌卑，恃富欺贫，恃强欺弱，非宗人之行为。谱书又云：“兄弟者，分形同气之人也。昔有诗云：‘同气连枝各自荣，纤微言语莫伤情；一回相见一回老，能得几时为兄弟’；‘兄弟同居忍便安，莫因毫末起争端；眼前生子又兄弟，留与儿孙作样看’”。要求摒弃“相逢为路人”的鄙俗，做到喜相庆、哀相吊、弱相扶、孤相恤，婚姻有别，尊卑有序，使血浓于水的感情，在同宗姓氏中煥发燃烧，而不致兄弟鬩牆。今人虽重血统，但不唯血统，实际婚姻相配后，不是血统，也成血统，故不能强求血统，人人皆兄弟。如此而视天下人，整体国民，就能像国父孙中山所讲，便由宗族团结，最终达到全民族团结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4、弘扬祖德，启迪后人。人们在编修族谱时，不难发现两个共象：一是辑录了家族史上许多人物传记；二是始祖（包括得姓始祖和迁居的创业始祖，有的族谱称为基祖）总是在艰苦创业之后，广行仁善，开办学校，培育后代。对此发人深思，这是为什么？思来想去，转到一个问题上，“弘扬祖德，激励后嗣”。读了先辈的感人事迹，不自觉地激发自身，要努力奋发，决意“立功、立言、立德”，为后世做出榜样。比如美国历史上有这样两个家族，对宗人很有启发。著名哲学家愛德华，他八代人中出了13位大学校长、100多位教授、80多位文学家、20多位议员、1位副总统。另一个是臭名昭著的酒鬼赌徒珠克，他八代人中有300多个乞丐和流亡之徒、7个杀人犯、60多个诈骗犯和盗窃犯（《民主与法制》总96期）。“但愿名垂千古，不要遗臭万年”，人们总是趋向前者，不学后者，这是人类社会的共象。正因为有此共象，才使中华传统美德，得以延续和流传，代代相传，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喻刚伦撰于重庆大足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4年10月14日